□许志杰
据接近赵太侔先生的人讲，他不太爱多说话，满脑子的思想、学问、见识都付诸自己的实践活动中，有师生就以“闷葫芦”形容这位在山东大学历史上卓有贡献的校长，敬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“闷葫芦”的首要标志是有事憋在肚子里，不善言语，行为收敛，城府似海深。但翻赵太侔履历，与雅号“闷葫芦”不很合轨的是，他一生所干的事业，基本都要靠“说”来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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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后，到济南的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员，官费留学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和西洋戏剧，与同校的闻一多、梁实秋、余上沅等一起组织演出中国京剧。学成返国，于北大教书，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做戏剧系主任，1929年6月出任济南实验剧院的院长。想来哪一样工作也离不开“说”，不说站在讲台上干吗？不说咋导演戏剧？
尤其是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，将学校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地，若只知低头拉车，不能放眼世界，怎知天下大学发展思路与方向？而山大的辉煌又恰是赵太侔校长一生最为耀眼之时，至今为山大学子记忆于心。
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和40年代中后期，能把一所在民族大劫中挣扎的大学治理有序，使其蓬勃发展，实属不易。梳理总结，后人津津乐道赵太侔的治校大略，诸如成立教授委员会、推行教授治校，其根基还是校长人格魅力中那颗闪烁的“雅量”之星，给人照亮了未来之路。
赵太侔先生
著名学者朱东润在自传中讲了一个他与赵太侔的故事。
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2月，被迫停办8年之久的山东大学复原开张。在时隔10年之后，赵太侔再次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。8年啊，一个好端端的大学被遣散停办，师生流落各地，教学仪器、图书损失严重，校舍先后被日军和美军占领。
千头万绪，百废待兴，赵太侔着手解决两件大事：收回校舍，安居方可乐业；请回原在山大教书的老师，此乃办学根本。
前者，赵太侔请曾在美国留学、工作8年的周钟岐教授为总务长，先期赶赴青岛与美军交涉，办理收回校舍事宜。赵太侔则亲自负责召回教师和广揽名家的工作，此时尚在等待中央大学复校的朱东润上了赵太侔的招揽名单。
抗战期间，朱东润一直在播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，战后武大复原，朱东润全家回到南京，接受中大邀请入校任职。
就在朱东润等待中央大学正式通知之时，赵太侔校长登门来访，诚邀朱东润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。在此之前，朱东润曾经接到湖南大学信函，邀其担任该校文学院中文系主任。
朱东润说：“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，七十以上的二人。湖南本来以革新、保守各走极端出名，人到六十、七十以上，大约是保守的居多，要我去担当系主任，看来我是干不了的，因此没有同意。”
陪同赵太侔去请朱东润的是伍叔傥，这位伍先生何许人也？伍与赵为北大同学，交情深厚，抗战时期任教重庆大学，战后被聘为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，正是朱东润谋求入职的中文系领导。
朱东润自传言之：“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，他和伍叔傥同学，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。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。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，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，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。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，还是有事可为的。”
朱东润对于抗战前的山大中文系应该有些了解，以赵太侔任第一届山大校长期间的中文系为例，那时候就有闻一多、张煦、施畸等人先后担任系主任，聘任教师除上述三位，还有游国恩、舒舍予（老舍）、姜忠奎、丁山、黄孝纾、闻宥、萧涤非、台静农、沈从文、方令孺等一批年富力强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，外语系还有梁实秋、孙大雨、洪深，学生必修课程多达15门，选修课25门。的确如朱东润所言，不仅有学术基础，还有人才，有大量的事可做。
朱东润想做事，赵太侔需要能做事的人到山大共事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朱东润说：“不久以后，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。我约李雁晴、徐中玉同去，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。”
话说到此，朱东润赴山大任教应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
“雁晴”便是著名文献学家李笠的字，其家境贫寒，自学成为文字学大家，曾担任广东大学、武汉大学等高校教授，学识渊博，著作等身。
徐中玉本科求学于山大中文系（肄业），能回母校就职再续前缘，他是乐成此行的。
“事情都商量好了，我有一些安排，行期也定了，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，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。”令朱东润没有想到的是，就这么一次小恙，却把他与山东大学一场即将成真的缘遇“烧”成了永久的遗憾。
中国海洋大学内的赵太侔塑像
导火索是一位被朱东润隐去了名和字的“王先生”。“赵太侔和我说起，王先生也同去。”“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，他说，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，我想这样也好，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。”
发烧不退，朱东润感觉一时无法成行，就给住南京丁家桥的王先生写了一封信，告知身体状况，说明自己的想法，一时无法动身，让孩子送信过去。
几天后王先生回信，“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，不可辜负，希望我仍如期前往。”
就是王先生的这几句话，让朱东润很是反感，难以接受。“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，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，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。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，不是做官，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感。至于王先生，他既然是教务长，听到我发高烧，他应当来看我，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纸条可以交账的。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，系主任是无法搞的。因此我把聘书、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，决定不去了。”
朱东润退聘，当然是他倔强倨傲文人性格的体现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是不是也有一些误会在里边？不得而知。
这位“王先生”作为朱东润心中的“山东大学教务长”做事自然不周，朱东润是否有一些强为其难，今日论及已经意义殆尽。
好在故事还在延续，赵太侔收到朱东润“退聘”书函，心情可知，毕竟是他亲自登门拜访聘请的，有如此之变是他始料不及的。然而，赵太侔却将私念抛却，以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“闷葫芦”精神，将聘书再寄朱东润，一是作为纪念，二是显示聘任之诚心不泯。
翌年之夏，赵太侔到南京公干还专门看望了朱东润，“1947年夏，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，他说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，原来这是自己封的，没有什么根据。”
对此，朱东润感叹：“大学之大，无所不有。我真是少见多怪了。”
查山大校史，这一时段担任教务长的是杨肇燫先生，这就对上了“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”的说法。
一段好“姻缘”被“王先生”搅了，却成就了赵太侔退寄聘书留作纪念的儒林佳话。
正是有了赵太侔的如此“雅量”，才使艰难复校后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，携手同行，走向赵太侔二度出任山大校长后的又一次辉煌跃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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