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夜起，五月天时隔4年后“归巢”将在北京鸟巢连续开唱6场。然而，许多粉丝仍然在为拥有一张“入场券”而四处奔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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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停摆3年的演唱会市场以井喷式上新之态点燃久违的热情，不少无可奈何的现实让人再次看到，当演唱会市场重回火热之际，也依旧顽疾附体。观众通过正常渠道抢票无门，黄牛手中的高价票则依旧泛滥；尽管行业多方自发抵制黄牛，却也有新的问题接踵而至……这条演唱会链条上，到底是谁在纵容黄牛盛行？
从“票权”归属到演唱会背后的利益链
一场演唱会的举办，包括了艺人本人、经纪公司、主办方、票务代理、赞助商等多个角色。那么，这些令普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溢价黄牛票都是哪来的？平价门票又都去哪儿了？
我们试图对演唱会链条进行拆解。从收入端看，一场演唱会收入主要包括门票收入、商业赞助收入、衍生品收入、音乐版权收入和其他部分等；从成本端看，艺人出场、作品版权、音响设备、舞台舞美、场地租赁、票务平台服务等等环节，也都需要花钱。
可以说，一场演唱会下来，除了链条最底部的粉丝歌迷，大家都能赚到钱。而艺人、主办方、票务平台、观众这四方，是最不可缺的、也是最容易与黄牛产生关联的角色。
艺人，不必多言，是一场演唱会中最耀眼的那个人，也是无数歌迷和粉丝们跨越山海的奔赴；主办方是演唱会从筹备到结束的主导机构，通常由大型经纪公司、艺人持股公司或工作室、以及第三方演出公司等来担任；诸如大麦网、猫眼等票务平台，则是距离观众最近的角色，承担的是售票这一环节；至于观众，其实更多扮演的是花钱的角色，是消费者，即使在与黄牛的联系中也是处于买家身份，因此并非本文重点讨论对象。
一位市场人士向和讯财经表示，黄牛为什么屡禁不止？只要看到黄牛的存在到底是损害了谁的利益、又或者谁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失，那么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。
①票务平台：收取代理费的商业模式
目前，我国现场娱乐在线票务平台可分为两种模式：一种是自营票务平台模式，包括以大麦网、猫眼等为代表的专业票务代理平台，和以开心麻花、秀动为代表的主办方类票务平台；另一种则是以摩天轮票务、票牛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票务平台。
无疑，有了阿里加持下的大麦网一骑绝尘。易观分析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大麦网APP端在用户规模和使用黏性上远高于永乐票务、摩天轮、票牛、秀动等其它票务平台总和，独处第一梯队。
即使大麦网一家独大，但其作为票务代理并不拥有“票权”。大麦网方面曾受访表示：“大麦网作为票务代理服务商，更多的是服务的角色，控票权和定价权在主办方手里。”据了解，类似票务平台的商业模式是从主办方手里拿票，再放到平台上售卖，从中收取代理费，并不参与票房分账。亦有相关报道指出，代理费约6%至8%。
②艺人：从固定“工资”到共同投资
艺人出场费自然是演唱会成本中的重头。艺人出场费通常是固定的，一场演唱会在100万至600万不等，价格与名气直接挂钩，卖出多少票、盈亏都是策划公司承担的。不少粉丝内部也流传着如此说法，比起代言、综艺等，开演唱会其实并不赚钱，更大的意义在于回馈粉丝、彰显行业地位、延续职业生涯等。
演唱会行业发展至今，亦出现新的变化。明白音乐娱乐创始人王毅曾受访指出，主办方一次性支付酬劳，自负盈亏如今一般出现在中小型演出中。而具备票房号召力和IP影响力的艺人基本以入股形式与主办方共同投资，最后对演唱会收入按照约定比例对票房和商业收益分账。分账比例则取决于演唱会项目筹备阶段，双方各自担负的成本和出资情况，并对艺人的有形、无形价值做衡量，由多方协商而定。
③主办方：部分不可售票或流向不明
尽管主办方手握“票权”，但在票量、票价制定上，同样大有玄机。
多位行业人士指出，主办方会根据演唱会主办及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综合成本来决定票价，此外还有一些非经常性因素，如此前因演唱会延期产生的成本、当下演唱会市场持续需求旺盛带来的成本提升等，也都会转嫁给消费者，最终体现在票价中。票量，则由场馆大小决定。
在主办方规划下，一场演唱会门票会分为可售票、不可售票两部分，前者指通过票务平台公开售卖的部分，后者包括了工作票（供艺人团队工作需要）、赠票（赞助商、媒体、场馆、品牌或其他机构）、防涨票（预防人员过多预留票）等。上海市消保委近日撰文指出，目前按照相关规定，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，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%。也就是说，剩下这部分至高可达3成的不可售票，由于并不公开售卖，很大概率会通过各式渠道流入二级市场、乃至黄牛手中。
一位前娱乐媒体工作者便向和讯财经坦言，自己曾因工作关系收到过某当红歌手演唱会赠票，但由于时间冲突，而后只能在二手交易平台折价出售。
④黄牛票：或存在多种来源
和讯财经在小红书等平台看到，一位网友在大麦网抢购张杰巡演长沙站门票失败后，在微信上询问一位黄牛：“7秒票就没了，为什么你们手里还有票？”，对方则表示：“我们在主办方那里直接拿”。
相较艺人或是票务平台等环节，对票量和票价拥有话语权的主办方，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黄牛钻空子的机会。然而，每每面对是否与黄牛存在勾结这一薛定谔式话题时，主办方大多会予以否定回答。比如，此次五月天北京演唱会主办方华乐非凡曾发博否认与黄牛勾结一说，并称全部可售票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，公开透明地放在官方授权票务平台公开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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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事实表明，黄牛确实通过各种渠道将大量门票收入囊中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律师便向和讯财经指出，黄牛票来源主要有几种——
“一是从正规渠道抢购：黄牛会在门票正式开售时，利用多人或者网络抢票工具大量购买门票，从而快速控制票源；二是从活动主办方内部购买；三是从其他购票者手中购买：黄牛会在一些购票社交平台、二手交易平台等地方购买那些因故无法观看演出的观众手中的门票；四是从团购渠道购买：有些活动会有团体票的优惠政策，黄牛可能会借此机会大量购买团体票，然后分散出售；五是伪造门票：尽管少，但也时常被爆出，极少数黄牛会制作假门票进行出售。但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约行为，一旦被发现会受到法律制裁。”
多方合力整顿的另一面
黄牛盛行，让不少消费者对其既痛恨又无奈。在孙宇昊看来，黄牛票的存在使得许多观众无法按照正常价格购买到门票，同时也造成观众体验和票务市场秩序的混乱，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予以规制。
确实，黄牛问题是一个需要行业多方合力共同解决的问题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尽管这些演唱会链条上的各方多少已经开始行动，但紧接着出现的却是新的难题、冲突与矛盾。可以说，制约黄牛仍然是一个长期命题。
先看消费者端，在黄牛将一张门票的价格炒至动辄成千上万后，五月天粉丝已经自发开始“整顿市场”，提出了“宁可鸟巢门口站，钱也不让黄牛赚”的口号。但是这一不成文的号召，某种程度上还是靠个人约束，有人抵制黄牛票、自然也就会有人愿意溢价成为黄牛的买家。
不管如何，粉丝行动似乎卓有成效，华乐非凡在5月24日晚间宣布，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将在次日11点二次开票，尽管此时距离首场演唱会开唱仅剩一日，但这些第二批次公开售卖的门票覆盖了全日期、全价位，仍给了那些苦苦求票的粉丝带去了一丝希望。华乐非凡对此解释为“现场舞台完成搭建后经重新评估，尚有少量座位确认无遮挡可用于观演”，但不少粉丝均猜测道，这或是卖不出去的黄牛票又回流到了主办方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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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至艺人端，亦有艺人为了抵制黄牛，特意加场表演，以给粉丝提供更多观演机会，诸如薛之谦便在今年宣布南京、南昌、济南等多站加场，并语重心长地告诉粉丝：“（加场）只为遏制票价，公司与我会竭尽全力。我是来见面的，不愿见你倾囊。”
另外，也有艺人会留出一部分门票用于粉丝团票，以保证部分门票切实流入粉丝群体手中。但是在粉丝团票实操中，和讯财经亦观察到，由于过往的粉丝团票门槛并不高，也给了黄牛一定的“操作空间”，化作粉丝身份参与其中，再加价卖出。仍以五月天为例，此前粉丝团票截止后，“MAYDAY五月天任意门”粉丝站公布了大量0秒异常订单，并表示将进行排查。然而3小时后，一则“因为不可抗力因素”取消团票的消息则让粉丝心凉。据一位与主办方关系密切的合作方表示，本次团票活动收到了匿名举报，理由是“非法集资”。此后，不少艺人粉丝在组织团票时越发低调了，也相应提高了在氪金、微博超话等级、数据、应援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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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是平台、场馆以及主办方，此前大麦网人士受访时提到，大麦网一方面率先推行无纸化，通过电子票、人脸识别等技术防止倒票；另一方面则在抢票环节应用阿里生态的安全技术，判别机刷、人肉代刷等黄牛行为。2023年以来，可见的是，以上海梅赛德斯-奔驰文化中心为代表的部分城市演唱会已经率先推进向“强实名制”、向电子票的进化。所谓“强实名制”，与过去仅实名制购票不同，要求的是观众从购票到入场，要做到人、证、票三者信息统一，入场时必须携带与门票绑定的本人身份证件，核验证件信息并通过人脸识别，有时还会附加不可转赠、不可退票等要求。
过往实践证明，“强实名制”下要求本人购票观演，确实能有效打击切黄牛，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——若观众因行程有变、生病等无法到达现场时，在不可转赠、不可退票等规定下或遭“误伤”，门票无法转让他人只能作废处理，耗了金钱、又费了演出资源。因此，近期刘若英、梁静茹演唱会相继对一些“首次参与实名制购票，对实名制购票了解不深入”的观众，特意开放了“退票时段”。
最后，如何从法律、制度层面予以规制呢？在孙宇昊看来，从设立票务法规、票务信息透明、严厉打击黄牛党、设立票务监管机构、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、引入第三方监管、加强宣传教育、严肃追责等方面入手，或能维护票务市场有序健康发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针对此次五月天在京的演唱会，北京警方已经出手，目前已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。北京警方表示，将持续严打严整非法倒票行为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全力维护良好的演出市场环境。（文/和讯财经 张星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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